论墨子的君子观
作者简介：
达流，本名陈伟，曾出版《与文化共舞》、《永恒的困扰》等专著，关于墨学，出版有《墨子：兼爱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多次再版，盗版无数）、《墨子清淡》（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4月版）、《墨子的人生哲学》（台湾杨智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初版，四次再版）、《墨子智慧心解》（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1月版）。现为国学应用管理、企业招投标管理培训师。
本文提要：
以人格平等为确认君子的前提，这是墨子君子观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最具人民性的特征之一。
墨子人民性的君子观来源于其个人和集团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
儒家塑造出的是谦谦君子，墨家塑造出的是威武君子。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存在着两种相异的君子：一是儒家所推崇的谦谦君子，他们流行于社会的中上阶层，更多地为读书人所向往所追求；一是墨家所推崇的威武君子，他们流行于社会的中下阶层，更多地为劳动者所向往所追求。
身体力行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
君子只有创造创新，才能破出陈规，才能打破僵化保守，与时俱进，有所作为。
今天我们已长期处在和平时代，人们容易淡忘了君子的英武内涵，民族性格中渐次失去阳刚之气，这时正是需要灌注英雄主义气慨的时候。
一、孔墨对立的君子观
君子，是中国古文化理想人格的象征，是对一个人做人成功与否的核心价值判断，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和延绵恒久的影响，君子意识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仍有巨大生命力的主要特质之一。
历朝历代关于君子的论说可谓汗牛充栋，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样铿锵有力的声音，也有“君子不夺人之爱，君子不掠人之美”这样的温婉之语。现代新文化运动中的大师们，如鲁迅、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都对传统道德和人格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颠覆，但君子所具有的正面性和正义感却从来未曾被怀疑过。
如今的现世生活，我们对道貌岸然、装腔作势、趋炎附势、虚情假意的某些人不屑，会骂他是“伪君子”，也就是假装的君子，真正的小人，我们依然保持着对君子本身所蕴含的美好品格的向往和推崇。
中国文化中，无论有多少以君子为表征的人格模式，但影响力都无法与儒家的君子观相提并论，就和它在中国历史上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一样，儒家的君子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甚或制约了中国人的人格形成，展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的性格特征。
孔孟关于君子有一些闪耀着光辉的思想，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颇有阳刚之气（有学者曾指出孟子的这一思想是受到了墨子思想的影响）。但儒家文化更多地是将中国人的人格形象朔造成温、良、恭、谦、让式的模式：守旧复古，不敢冒险，恭谦多礼，述而不作，清高自傲，自以为是，轻言细语，小心翼翼，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下层人民，等等等等。
不是吗？只要一提起“君子”一词，在你头脑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会有哪一句关于君子的成语首先跳出脑海？哪些词语使用频率最高？
我想无非是“正人君子，谦谦君子，君子之交淡如水，君子动嘴不动手”等等。
人的第一反应是最准确、最客观的，它准确而客观地说明了儒家文化视野中的君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格形态。
这类君子，不仅在古时候是读书人成长、成才、成功的标准；在今天，仍是许多人潜意识里的人格形象。扪心自问，在你、我、他身上，是不是同样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孙诒让《墨学通论》说：“春秋之后，道术纷歧，倡异说以名家者十余，然惟儒墨为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儒墨相非相左之处多多，君子论就是一例。
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首要的分歧是：谁能做君子？
孔儒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将君子限制在士大夫以上的阶层。孔子说：“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在他眼里，妇人与下等人是不配做君子的。关于君子的讨论无论有多少真知灼见、锦绣华章，与那些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力者”，与那些水里来泥里去的手工匠人，与纺线织布、烧火做饭、生儿育女的妇人，根本就没有关系。
墨子完全不能同意孔子的观点，他以兼爱为指导思想，将最广大的下等人群，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纳入君子的范畴，认为他们有资格有条件做君子。他在《法仪》里说：
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意思是说，无论是高贵还是低贱，无论是大臣还是匠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上天赋予的平等做人的权利，自然，他们都可以修养自己的身心，能够具有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品德，成为人人敬仰的君子。以人格平等为确认君子的前提，这是墨子君子观的思想基础，也是其思想体系中最具人民性的特征之一。
墨子人民性的君子观来源于其个人和集团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
首先，墨子出身贫贱，墨家集团成员也是由社会底层人民构成的。
范文澜《中国通史》认为：“墨子的学说，流行在庶民群中。墨家如跌鼻、索卢参、田系、彭轻生、苦获等人，大概也象耕柱子一样，出身下层庶民。”这些“下层庶民”眼中的君子，自然不会是峨冠博带之徒，他们能够体会到下等人身上蕴涵的丰富的君子内涵。
楚国的大臣穆贺就直言墨子的话是“贱人所言”。他的弟子们跟着他也没有侈奢的日子过，生活上是“度身而衣，量腹而食”（《吕氏春秋。高义》），余钱要上交墨家集团公用，平常也不象孔子的弟子们那样以欣赏歌舞为乐。庄子在《天下》编里，替墨子做了个广告，他介绍说，“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就是说墨家的人在世时不享受音乐，死后不长期服丧，棺材也很简陋。
其次，墨家集团亲身参加生产劳动，他们的知识结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比儒家有更全面客观的君子观。邢兆良《墨子评传》说：“与孔子不同，墨子很重视被孔子鄙视为小人之学的稼圃之类的知识”，“他以农、工、生产、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知识的对象，每每以耕织工匠之事作比喻，论证他的各种观点。” 想想看，能跟着墨子这样干的劳力者们，能单单将闻韶乐不知肉味的士大夫们捧为君子而作贱自己吗？
那么，墨子的君子观究竟是什么样？
二、墨子君子观之一：英勇尚武
如果说儒家塑造出的是谦谦君子，那么墨家塑造出的则是威武君子。
陆贾《新语·思务》中说："墨子之门多勇士"，这是知人之论，点出了墨子的君子之道或者其理想人格是崇尚勇武的，墨子对君子作了简明概括，第一句就是：
君子作战虽有阵势，但以勇敢为本。
墨子眼中的君子，首先就是要勇敢，这是英雄主义和侠士精神的象征。
在《经上》里，他直接给“勇”和“任”下了一个定义：
勇，志之所以敢也。
任，士损已而益所为也。
勇，就是意志之所以敢于作为的原因。
任，就是士人宁损伤自身，也要有益于所从事的事业。勇敢，任侠，成为中国民族所推崇的做人品格，与墨子的倡导是不无关系的。
《淮南子·泰族训》记录了墨家集团的英勇行为：“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这段话虽廖廖数句，但相当有份量，是墨子英勇尚武的君子之道在其弟子们身上的生动展现。赴火蹈刃，不用解释了，一目了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何为“死不旋踵”呢？就是宁肯正面迎敌而死，也绝不调转脚跟逃跑。我们常说做男人要有血性，就是指的这样一股英雄气。
鲁迅的评说一针见血：“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并进一步分析说：“‘儒者，柔也’，当然不会有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就是说墨家集团的后来者，大都力战而亡，这也是墨者消亡的原因之一。冯友兰先生独具慧眼地指出，关羽和岳飞都不足于在中国担当“武圣人”的称号，“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惟墨子足以当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原儒墨补》）
在墨家集团里有独特的巨子制，墨家“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庄子。天下》），巨子由作战最为勇敢、品德最为贤良的人担任，具有号令一切、生杀予夺的大权，且得到集团成员的衷心拥戴，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部队里的司令员吧。先后担任过巨子的有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腹醇等墨家里的英勇贤德之士。
墨家巨子孟胜曾在荆替阳城君守城，为信守承诺，率领183位勇士慷慨赴死的壮烈之举，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此事为《吕氏春秋。上德》所载。
墨家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
怎么办呢？孟胜与阳城君是约定好了的，必须两块璜相合才能听从其令，现在阳城君下落不明，不见信物，楚国派兵围困，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国，能答应吗？
孟胜说：“我受阳城君委托，替他守城，和他订有盟约，可现在没有见到符节凭证，又寡不敌众，只有拼死守城一条路了。”现在见不到符而又被团团包围，坚守不住了，只能力战而死。
孟胜的副手徐弱劝他说：“我们的死如果有益于阳城君，死也值得。现在我们的死对阳城君没有益处，反而使墨者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是不可行的。”
徐弱仍豪侠之士，对守信而死，何足惧哉！但是从墨家的利益着想，他担心与城共存亡的决心会使墨家全军覆灭。
孟胜考虑得不一样，他已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誓与守城共存亡，他说：
“你说得不对，我与阳城君之间，不是老师也是朋友，不是朋友也算僚臣。今天我们若不战死，便是失了信义。从此后，无论是求严师，求贤友，还是求良臣，都不会有人再相信我们墨家了。”
就徐弱关心的墨家后续事业问题，孟胜其实已有打算，他说：
“你放心好了。我们为义而死，自会有行奉墨者的义士继承我们的事业。我会将巨子的职位传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子你知道吗？他可是一个贤良有为的人士，何必担心我们墨家会绝世呵！”
徐弱听言甚为感动，说：“就按先生您的教导办，请让我第一个去死为大家开路吧。”说罢，在孟胜前刎颈自尽。
随后，巨子孟胜率183名墨家兵士全部战死在城内。
重义轻生，大义凛然，慷慨赴死，是墨家以其艰苦卓绝的努力实践着的君子理念。这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侠士精神紧密相连，所以墨家也被称之为“墨侠”，一直以来，这种精神气质延绵不绝，沉潜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在民间有巨大的情感感召力。
在司马迁作《史记》时，因正宗墨家已濒于灭绝，司马氏对墨子事迹已不胜了然，故未能给墨子作传。但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归纳侠士的特征时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这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或许司马迁并不清楚在汉朝已蔚然成风的游侠精神源自墨家，但他的精彩描述无异于是对墨者英勇行为的高度概括。
在《三国》、《水浒》里面，有众多的侠肝义胆的故事，已不需多言。我们当代人熟知的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上海保卫战中“五百壮士”的故事，与孟胜的恪尽职守，舍生取义，英勇无畏，不也是一脉相传吗？
由是观之，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存在着两种相异的君子，一是儒家所推崇的谦谦君子，他们流行于社会的中上阶层，更多地为读书人所向往所追求；一是墨家所推崇的威武君子，他们流行于社会的中下阶层，更多地为劳动者所向往所追求。尽管墨家作为一个学派在汉后逐渐消亡，但英勇尚武的君子观却在民间保留了下来，并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尤其是在民族面临危难之际，对其精神底蕴的需求就更显迫切，成为滋润、养育中国人人格意识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威武君子并不是只有在战争与困苦之中才显现其价值的。今天我们已长期处在和平时代，人们容易淡忘了君子的英武内涵，民族性格中渐次失去阳刚之气，这时正是需要灌注英雄主义气慨的时候。
譬如说，国人对中国足球队的不满由来已久，并不是要求中国足球队场场赢球，而是多数情况下，球迷在场上看不到勇往直前、舍命一拼的英雄气。球迷希望的是输球不能输人，输球也要输得轰轰烈烈，输得让对手胆寒，输得象一个有血性的好男儿。若能做到这一点，即使输球了，依然会赢得对手的尊重和球迷的喜爱。
当今，儒风昌盛，做一个谦谦君子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倾向。我只想说，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仅意味着要培养自己的斯文儒雅，还需要培养我们的威武气慨。若如此，对个人，对社会，都善莫大焉！
三、墨子君子观之二：身体力行
君子除了英勇威武，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身体力行，力行是墨子非常看重的个人品行修养，是成为君子的必备条件。他一再强调做人既要“志强”，又要“力事”，也就是要亲历亲为的参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他在《修身》里说：“君子勤奋于事”，他还说：
美名不能轻易形成，声誉不能取巧建立，君子是身体力行地表现自己品德的人。
在他看来，一个人，思想、主张固然重要，但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自己的思想主张是更为重要的，只说不做，或言行不一，不是君子所为。
墨子自己就是一个典型的力行君子，这也是他与先秦诸子最大的一个差别。他完全有理由有条件过安逸舒适的生活，凭他的一身本事，无论是治国之策、精妙的手工技艺，还是独一无二的守城之术，都是各诸侯国力邀的大人物。他不象孔孟老庄一样，开坛讲学、出谋划策还可以，自己动手干实事不行，所以墨子的受欢迎程度应在其它诸子之上。他只是出出主意、讲讲道理，将他的本事传授给旁人，也是能混得不错的。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力戒清谈，不仅做到了苦干实干加巧干，而且其忍苦精神，为世人所叹服，已非一般的身先士卒、艰苦朴素、吃苦耐劳等词语可以形容。庄子在《天下》里说墨家“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大觳”，就是太苛刻。以庄子看来，墨子事事身体力行，做得太过份了，“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是呵，你墨子能够做到，可别人能做得到吗？
以常人之心观之，庄子所言不是没有道理的。可墨子知道，要想实现兼爱天下、兼利万民的理想，自己不能身体力行的去做，是不可能服人的；自己不树立一个标杆，弟子们就没有一个遵循的标准。在“止楚攻宋”的过程中，墨子狂奔十昼夜，脚上起了泡，用粗布裹上继续走，一刻也不敢耽误，不这样，就不能阻止楚国的暴行呵！
从这里我又想到了中国人的另一个特性：“志强”胜于“力行”，或者说空想多于实干，务虚多于务实。空谈家多，实干家少。许多人有宏伟的抱负，有远大的理想，想起来令人振奋，说起来令人激动，但终究未能成事，究其原因，除了有时有自身不可左右的因素外，自己不能做到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是最重要的内因。
尤其是传统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读书人，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识“之乎者也”，不分五谷杂粮，更说不上亲历亲为地去从事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了。这已成为旧文人迂腐可笑的标志性形象。鲁迅在《阿Q正传》就讽刺过这样的人，每当阿Q犯了事，有人追着要打他时，他总是一边赶紧用双手护着头，一边连连地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为什么君子不能动手呢？这仍是儒家君子观的体现，孔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心者是属于君子之列的，怎么能做劳力者们才能干的实事呢！
力行君子的缺乏在新的世纪仍是一个社会性的忧虑。若干年前，我看过一篇报道，说中日两国青少年学生进行意志力的训练比赛，看谁更能吃苦耐劳，结果让人失望，中国孩子综合素质得分明显低于日本孩子，有的甚至在行军途中把行李仍掉，或是偷偷搭乘便车等等。
独生子女一代成长起来后，这个问题更加严峻，尤其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家庭条件优越，小小年纪成了几代长辈包围中的“小皇帝”。从一出生，一举一动就在爷爷奶奶、保姆阿姨的严密监视下，长大后明显不适应社会，有许多青年人害怕进入社会，逃避现实，沉湎在网络构筑的虚拟世界里不能自拔，这或许正是这些年网络游戏火爆一时的原因之一吧。如今“网络防沉谜系统”是一个由政府出面大力推广的软件，所有的网吧都要安装，这一推广活动本身，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哀！
所以，现在应大力提倡做力行君子：不怕吃苦，勇于做事，说到做到，敢于承担责任。
身体力行地去做事后就会怎么样呢？墨子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的“力量日益强盛，抱负日益远大，庄敬的品行日益完善。”做到了这些，这个人的力量就会非常强大，志向更加高远，品德操守就会趋于完美。看看，这样的君子该多有魅力呵！
三、墨子君子观之三：开拓创新
我曾见过有些爱读书的人，博闻强记，让人叹服。我一个朋友将《全唐诗》通读了三遍，说起历朝历代的典故，如数家珍；平日说话，名言警句不离口，可问他研究文化有什么心得，有什么自己独立的见解，他却茫然，说“君子述而不作”是他尊奉的信条。这其实是对自己创新能力低下的自我解脱，掩饰不了“书呆子”的本来面目。
战国时代，儒家“君子述而不作”之论已颇有市场，应该说，当时墨子就已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学说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堕性，将会对我们民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他在《耕柱》里，明确地表示对“君子述而不作”论的反对。他说：
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訹，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已有善者则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訹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墨子认为，既述且作，才是真君子。因为只有创造创新，才能破出陈规，才能打破僵化保守，才能与时俱进，有所作为。
在《非儒》里，墨子对儒家的守旧思想进行了系统批判。
儒者认为，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才能成仁。
对此，墨子反驳道：
“所谓古话古衣，在当时都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难道古人都不是君子吗？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
儒者又认为，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
墨子引用大量历史事实，继续给予强有力的辩驳：
“古时后羿制造了弓，季伃制造了甲，奚仲制造了车，巧垂制造了船。既然如此，那么今天的鞋工、甲工、车工、木工都是君子，难道后羿、季伃、奚仲、巧垂等却成了小人不成？”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在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有的人则总有新思路新方法，能打破常规，能找到出路，能打开局面，让人在艰难困苦中看到胜利的曙光。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科技、人文领域，都是同理。
可惜墨子的思想被人为的扼杀了，变革创新，发明创造，不在君子之道的范畴之内，“述而不作”成为封建时代主流阶层遵从的君子标准。
在人文领域，从汉“罢出百家，独尊儒术”后，思想文化界再也没出现战国时期那样一个“百家争鸣”的鲜活时代，再也没有出现真正根植于本土的原创性思想大师，历代文人墨客，皓首穷经，考据训诂；一代又一代的蒙童学子，一遍又一遍地抄录背诵“孔子曰”。人的冒险意识和创造天性被彻底压制，直到二十世纪初，这种局面才开始得到改变。
在科技领域，境况更令人心痛。文人毕竟还能入仕拜相，有一个出路，科技人才则几乎没有用武之地。现在公认有极高科学价值，代表先秦时代中国科技水平的经典著作《墨经》，两千年来，一直被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以至错漏之处甚多，现在读起来仍十分费力。
当年鲁班（即公输盘，《文选。西都赋》注云：“鲁班，一云公输子，鲁哀公时巧人。”）与墨子同处一个时代，两人相交甚深，尽管鲁班思想认识水平有限，但在科学技艺上，两人相互唱和，相互促进，也称得上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与同时代的古希腊、古埃及科技文明相比，墨翟、公输二人所具有的水平完全不处下风。若象他们这样的创造君子得到尊崇，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科技人才断不至于廖若晨星，一定会层出不穷地涌现出大批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艺师。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很喜欢看木匠师傅做家俱，师傅们手里拿着一些制作工具，大人告诉说这是二千年前的鲁班师傅发明的，心里对鲁班充满了崇敬。可有一个问题一直环绕在我脑海里，不得其解：为什么后来没有出一个比鲁班更厉害的木匠呢？
现在我知道了答案。不是中国人不够聪明，而是我们从来就只把鲁班当作一个木匠，而未把他当作一个君子。
在墨子的君子薄上，哪些人是没有席位的呢？那就是见义不勇为的“胆小鬼”，只说不练的“假把式”，述而不作的“迂腐人”。墨子眼中的君子是英勇无畏的战士，是身体力行的实干家，是善于创新的发明家。他们主持公道，侠肝义胆，光明磊落，正气凛然，吃苦耐劳，务实肯干，心灵手巧，创造有为。他们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中流砥柱！
